紫砂陶史概论（顾景舟）(转载)

　　对顾景舟大师的《紫砂陶史概论》早有耳闻，然终未能有幸拜读，今日在网上浏览时，偶尔见得此文，可惜说是图文并茂，兴奋至极。于是每读一节，转过来也茶界的壶友、茶友们分享一节，希望大家能喜欢。

　　 宜兴陶瓷生产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各个方面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调查所累积的文献资料来看，宜兴地区的制陶业开始于原始社会时期。
　　
　　 根据宜兴全境内分布的古窑普查数据，宜兴陶瓷业的起源该不晚于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张渚区归径乡的骆驼墩、唐南村以及鼎蜀区洑东乡的堘（cheng）里村、元帆村（下层）都找到了以细埿制的红衣陶钵、夹砂粗红陶鼎、釜及牛鼻式耳罐为特征的陶器，它们与磨光的石斧、石锛共存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陶器的主要特征都与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类型”特点相一致。
　　


顾景舟制壶像

　　考古调查发掘的大量文物资料，说明随着生产斗争经验的不断丰富，从事宜兴陶业生产的原始居民的制陶技术也在不断演进，与太湖周围的其它氏族社会生产同步向前发展着。在同一个文化遗址，如鼎蜀附近元帆村的迭压（中层）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发展过程：最早的以盘筑法手制后，经过充分氧化焰烧成的低温红陶，如何过渡到轮制后经过还原气氛烧成的灰陶或再用渗炭法烧成的乌黑发亮的黑陶。伴随陶器出土的石器工具证明，该遗址的文化分期应划入“良渚文化”时期。再往后，相当于商周之际的几何印纹软陶和磨制石器。小件青铜器共存的文化遗址，在鼎蜀周围地区也发现了好几处，如张泽乡寿山村东氿边和大树村山坡等地。



顾景舟与徐秀棠、李昌鸿在归径古窑遗址

　　在分布全境内的古窑遗址调查考察中，曾发现大量的残陶碎片，加之川埠乡和西山前“汉代窑址”、南山北麓“六朝青瓷窑址”、汤渡村“古青瓷窑址”、均山“青瓷古窑址”、涧潨（cong）“唐代古龙窑遗址”的墓葬出土，也有几何印纹硬陶、原始青瓷以及汉代的陶罐、陶鬲、陶瓶、陶鼎，证明宜兴不但是“印纹硬陶”的基地，也是原始青瓷的另一故乡。



张泽战国古窑址

　　唐以后直至南宋的古窑址，几乎遍布县西南部靠山地及的许多乡村，这也都说明宜兴的陶业是名副其实地有着历史渊源的。下文将就宜兴陶瓷史上的几个问题逐个加以探究。

1，宜兴制陶窑业区域上的变迁
　　
　　根据实地调查勘察以及有关史料的查证，宜兴窑业区域范围自南宋以来的变迁情况如下：宋王朝南迁后，受当时社会政治军事的影响，西部山区的制陶业，也纷纷投入为军需服务的生产中，大量生产各种大小水罐。在调查中发现的每一古窑址的残陶堆，几乎全部是大量所谓“韩瓶”的废器，其中也间杂很多较为完整的产品，但这些产地，似乎在南宋以降，就没有再生产的迹象。
　　
　　自南宋迄元代的将近一个多世纪中，宜兴的制陶业，虽然持续生产，但并无明显的发展趋势，一直要到明代才逐渐中兴。明代陶业逐渐由宜兴西部山区向东南方向转移。由于东南地区依山傍水，矿土资源丰富，水陆交通方便，社会政治又相对稳定，宜兴制陶业才有着长足的发展。据调查，明初宜兴窑址多分布于沿山一带；南起洑东白埿场，北至川埠查林大岭下，纵长二十余华里，至今还存在近数百年前的窑址。到明代中晚期以后，南北窑来相互靠拢，逐渐在鼎蜀镇形成了方圆约十五平方公里的称誉中外的新陶都。
　　
　　宜兴陶瓷业有着优秀历史传统，总是以生产日常生活用陶为主流。几千年来，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它历经几度兴衰，但基本上没有断产，其所以有这样强大生命力是和上述传统直接相关的。
　　
2，宜兴陶业统称中的几个分支
　　
　　宜兴陶业从明清以来，大体可以分为六个大类型，按照当时的行次，分称：粗货（指最大型的缸、坛类）、溪货（指腌菜瓮、酒坛类）、黑货（指中小型盆罐类）、黄货（指日常炊具，如砂锅、糖罐等小罐小坛类）、砂货（指中型盛器，如陶钵以及“汤婆子”之类）、紫砂（指茶壶、花盆、瓶鼎和工艺陈设品的紫砂工艺陶）。
　　
3，紫砂陶的创始与发展
　　
　　紫砂陶瓷艺术的创始，根据对一些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古窑址的发掘，可以追溯到北宋中叶。
　　
　　先说文献记载。如梅尧臣《宛陵集》第十五卷《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居谟寄茶诗》有句云：“小石冷泉留早味，紫埿新品泛春华”；第三十五卷《宣城张主簿遗雅山茶次其韵》有句云：“雪贮双砂罂（ying），诗琢无玉瑕。”又如元代蔡司沾《霁园丛话》里也记载说：“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俗称壶为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注：孙高士名孙道明，号清隐，元末人，曾名其居处为“且吃茶处”）这些吟咏和记述，多直接谈到了紫砂茶具，说明在宋元间宜兴已有了紫砂器。



梅尧臣画像
　　再说古窑址的发掘。在鼎蜀地区，由于古今窑址的重迭，加之解放后废弃旧式龙窑，宋代窑址已较难寻觅；再者，古代窑址分散，故发现的数量也较少。这些窑址发现的产品以缸类为主，与张渚地区发现的有所不同。比较重要的宋代窑址，是1976年红旗陶瓷厂兴建隧道窑移山整基时发现的蠡墅村羊角山的早期紫砂窑址。就笔者实地考察所见，羊角山窑址为一小型龙窑，长十余米，宽一米多。当人们发现它具有考古价值而加以重视时，其墩阜已被掘去大半，尚有小部分埋在地基之下。窑址旁边的废品堆，上层为近代的缸瓮残器；中层为元至清初的废品（中有细颈大腹腔的釉陶注壶及器肩堆贴菱花状边饰的陶瓮等）；下层则是早期紫砂器的废品。羊角山早期紫砂器的废品堆，以各式壶类为主，有大量的壶身、壶嘴、提墚、把手和器盖发现，特别要指出的是，部分壶嘴上的捏塑龙头装饰，与宋代传流行于南方的龙虎瓶上的捏塑手法相一致；再结合此层所掘出的宋代小砖，以及中层出土的具有元明风格的器物来看，大致可以推定下层堆积物为宋代产品，而主要的烧造年代大抵在南宋，其下限可能延续至元代。
　　
　　 观察羊角山出土的早期紫砂残器可知，其器物的用途与明清乃至现代的紫砂器有较大区别。当时的紫砂器，如钵、罐、壶等，胎质均较粗，制作也不够精细，可能作煮茶或煮水之用；但考查中华茶道文化，在宋代还未发展到手撮茶叶、用壶冲饮，替代烹煎方式的阶段，1966年，在南京市郊外江宁县马家山油坊桥挖掘的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 司礼太监吴经墓曾土一件紫砂提墚壶，从它的型制与装饰纹样推测，它被用作案几陈设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4，紫砂陶技艺上的演进



供春壶



供春像-徐秀棠制

　　拿《阳羡茗壶系》（明朝周高起著）、《阳羡名陶录》（清朝吴骞著）和《宜兴县旧志》等史籍的记载，从跟羊角山古窑址发掘所得残器的制作工艺结构、手段，以及南京郊外吴经墓出土的那件紫砂提墚壶的制作工艺技法对照着揣摩，可知史籍文献的记载是正确的；紫砂陶因宜兴制陶工艺不断演进而诞生，这个观点是研究紫砂历史得出的。《阳羡茗壶系》的“创始”一节及《宜兴县旧志》的“艺术”一章，都这样记载着：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又如《阳羡茗壶系》的《正始》云：“……供春于给役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胚，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眞。……”但这些文字的说法，可能使局外人摸不着头脑。在清吴骞着的《阳羡名陶录》里编载周容的一篇《宜兴瓷壶记》，介绍了砂壶的制作技法，稍觉合理，但文章好（hao）杜撰术语，使人费解，且文字佶屈聱牙，艰涩难懂，即使陶人，若浅于文理，也不易领会。这里仅就文中技艺改革演进部分，断章摘引几句，以说明紫砂创始之技法：“始万历间大朝山僧（当作金沙寺僧）传供春：供春者，吴氏之小史也，至时大彬，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刳山土为之。供春更斲（zhuo）木为摸，时悟其法，则又弃模，而所谓削竹如刃者，器类增至今日，不止数十事……”这些话显然是作者周容实地察看制壶的全过程，又向陶人了解砂艺当时及以往的一些制作情况后记下的。



元末明初的粗砂执壶



吴经墓出土的提梁壶

　　对照早期的紫砂器（如羊角山发掘的残器和明吴经墓出土的提梁壶）不难发现，其成型方法多和手工日用陶砂锅小罐等的制法相一致。周文中提到了金沙寺僧削竹如刃的手工捏作及供春斲（zhuo）木为模的成型技法，实际上，用模制壶的技法，金沙寺僧和供春之前很久便有人运用。倒是“时悟其法，则又弃模……”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承认。揣摩时壶及明代民间的传器，可以看到时大彬后来的制作方法确有了突飞猛进。最大的改进是用埿条镶接拍打凭空成型。紫砂艺术发展到这一阶段，遂眞正形成宜兴陶瓷业中独树一帜的技术体系。这种高难度的技巧上的鉅大创制，虽然也经过时大彬以前的父辈们（包括时鹏、董翰、赵梁、元畅四大家在内）的共同实践，但时大彬是集大成者。经他的总结力行，成功地创制了紫砂传统上的专门基础技法。《名陶录》云：“天生时大神通神，千奇万状信手出。”这样的赞颂，唯时大彬足以当之。几百年来，紫砂全行业的从业人员，就是经过这种基础技法的训练成长的。作为紫砂艺术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我深深体会到前人创造革新精神的伟大。



时大彬的作品



时款1



时款2

好贴，走马观花一下，改日细细拜读

好帖，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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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图文并茂！谢谢擂茶钵兄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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